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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故乡的人,都会有乡愁。无论深浅,但都会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哪怕天涯,哪怕海...
文艺评谈  
激活“五四”,续写历史
                                                  
                                                          文/苏伟

    起来!让我们把精神从这些妥协、这些可耻的联盟以及这些变相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精神不是任何人的奴仆。我们才是精神的仆从。我们没有别的主人。我们生存着是为了传播他的光明,捍卫他的光明,把人类一切迷途的人们集合在它的周围。

                        ——罗曼·罗兰《精神独立宣言》

 没有暴风雨,将会是一个多么污浊的天空!

                            ——齐美尔
 
   “五四”已走过九十年的岁月,裹挟着暴风和雷雨的历程。在纪念他的此一时段,没有激烈的争辩,没有沉痛的呐喊,更没有黄河愤怒般的咆哮……一切归于平寂,甚至沉默。
    究其原因,是俄国流亡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所说的“历史已经终结,我们活在后历史的时代,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有任何真正新的事情发生。”
    然而,这又是即可以让我们得生,又可以让我们得死的大时代。现时代的中国处在改革开放,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全球一体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犹如滚滚长江水,威猛直下,势不可遏。托夫勒所称的“三次浪潮”又似火山喷发,浓烟翻涌,火焰跃动,冲击神州大地。奇迹从古老的东方屹然崛起,经受了多少重创和磨难的中国,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各个城市披上了绿色的外衣,配戴艳丽的花环,迎着晨曦和晚霞,总有不绝于耳的歌声悠扬传唱。与奇迹相伴,灾难,这可诅咒的魔鬼,威临亿万苍生的头顶,肆意作恶,制造了流血和痛哭的分离,恐惧如飓风呼啸,死亡的阴影在人生的舞台上重叠显现。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头几年,从“杀人凶手”非典到声势浩荡的太平洋海啸,从严寒刺骨的冰雪之灾到世所罕见的汶川大地震,紧随其后弥漫全球的经济危机,金融风暴,就业的艰难处境;生存的深渊险滩再一次昭示:既可以让我们得生,又可以让我们得死的大时代往往呈现正反两面,奇迹和问题混合交织。借用英国伟大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话,即可作如下表述:
    这是信仰的新纪元,这是怀疑的新纪元,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
    怀念“五四”,拷问“五四”在当代的价值,我的眼前便迸发出两重意象:火和血。火是燃烧的火,革命的火焰,从沉睡的夜晚向广阔的天宇喷吐,这是精神解放的讯号,它焚毁层层围墙,冲破思想的锁链,穿透虚伪的迷雾;血总向茫茫大地流淌,土是血的土,血是同胞的血,血灌溉着,血滋润着。火震撼恐惧的心灵,激发了凝固在柔弱中的血,火再次燃烧。我们经受着火和血的洗礼。
   “五四”真的已成为历史的辉煌?“五四”真的已成为故纸堆里的高谈阔论?“五四”真的已死去?
    美国著名学者舒衡哲女士在《中国启蒙运动》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五四’还未终结。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五四”的确像一个千疮百孔,受难的战士。面对他,我仿佛置身在四月荒凉辽阔的古战场,北风吹过,厮杀声穿山越岭,久久回荡。“茫茫的中国啊,茫茫的江南和黄河”(余光中《四月,在古战场》),此刻的我已不再是举目远眺,匆忙奔走的过客,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触摸到人民的苦难的深处,只能扬幡招魂,在哀悼圣贤亡灵的同时,做敢于自我承担,对强势和奴役说不的后死者。
    ——魂兮归来!魂兮归来!
    时下,挥霍巨额钞票拍摄的“帝王”戏愈演愈烈,龙藤椅上端坐的秦始皇、武则天、朱元璋、康熙、雍正、乾隆一个个活灵活现,他们分别从豪华的坟墓中,从写满“吃人”字样的历史书页中走出来,迎着无数愚民的膜拜,再次复活,暧昧的讴歌由此开始。在“大腕”导演张艺谋策划演绎的影片《英雄》中,被司马迁大写的人物荆轲,变成了犹豫不决、内心充满矛盾迟迟不能下手的懦夫,崇高的人的尊严感、大义凛然、“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女侠秋瑾诗句)的英雄气概遭到了无情消解。在央视“百家讲坛”以讲清史而闻名的著名学者阎崇年,竟大言不惭地以奇谈怪论蛊惑人心,说什么惨无人道的“文字狱”是为了平衡国家。知识分子、思想者的命运遭到了残酷抹杀,人类的良知泯灭,自由和正义的声音像游魂一样若隐若现,以致断绝。复古主义者大祭孔夫子,高唱《论语》的赞歌,扬言要以儒教治理文化,振兴国家。国粹的守护人,被誉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反思西方的科技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贬低西方文化,宣称要以“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命题‘天人合一’的思想”,拯救“堕落”的西方文明,满怀信心地说:“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毋容置疑,这些“壮举雄言”使老大的中国,再次以假相蒙蔽本真面目,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使问题与实人生脱离,如坠云里雾中。
    更需关注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谓的“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著名学者王元化,黄万盛等对五四进行了反思和检讨,他们追随海外学者林毓生的观点,认为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全面断裂,致使现代中国人已不识古字,不通古文,更不懂得古人的奥义,是导致现代中国人文化水平下降,道德传统沦丧,人文精神失落的根本原因。“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五四,自然就会把五四和‘文革’等量齐观,要像拒斥‘文革’一样拒斥五四了”(邓晓芒《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保守主义在否定五四的“罪证”中还指责五四精神缺乏宽容,违背“中庸之道”的古训,说他们不合西方自由主义精神。五四盲目地接受了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既不合中国国情,同时也带来了,或将带来西方科技文明的弊病,这种弊病是当代西方学者也在批评的。“这种反思和检讨,如果不是全盘否定五四的精神实质,是很有必要的,它意味着国人思想层次的变化。然而事实上,国内文化界的这场讨论恰好暴露出国人在思想上的懒惰、不思进取和某种伤怀恋旧的情调”(邓晓芒《继承五四,超越五四》)。
    在“一种复古、回归和泛道德主义的思潮取代了严肃冷静的理性思考”(邓晓芒《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底下其实掩藏着更为本质的内涵,“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鲁迅《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唱完》),实乃唱着“老调子”,手持“软刀子”的“现在的屠杀者”(鲁迅《热风·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
   “五四”还未终结,历史有待续写。在通往“五四”的道路上真是一个关口接着一个关口,一次受难接着一次受难,难以穷尽。然而,如从变革社会,构建精神的角度出发,我将会义无反顾地踏上通往“五四”的征程,尽管荆棘遍布,困难重重。
    革命是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革命是激进主义的极端形式。
   “五四”虽然历时短暂,但是“五四一代的出现,毕竟点燃了国民精神的灯火。只要说起他们,我们就获得了信心、勇气、骚动的力量”(林贤治《知识分子及其精神》)。当专制统治“这头怪物身躯庞大,肥胖臃肿,张开百张血盆大口,狺狺而吠(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准备吞噬人命,破坏了人类的自由生存,造成了数以万计的顺民和奴才,这国民劣根性的最深痼的病因;当封建主义思想戕害心灵,筑起高墙,将“人各个分离,默默地生长、枯萎和死亡”,“失去了力量,哑了声音”,“不再感到别人精神的痛苦”(鲁迅语),有谁能忘记“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的闰土动着嘴唇恭敬地叫道:“老爷!……”这让鲁迅“打了一个寒噤,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鲁迅《故乡》)的悲哀?有谁能忘记旧式读书人孔乙己因穷困而偷,被人打断了腿,“盘着两腿,下面垫了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到,‘温一壶酒’”(鲁迅《孔乙己》)的求乞者形象?有谁能忘记祥林嫂痛失阿毛,向人诉苦,想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受苦”(鲁迅《祝福》)的残酷处境?又有谁能忘记五四小说刻画最有力的孤独者形象——魏连殳?“曾经‘出外游学’,受过现代教育的魏连殳,常常发些异端气味的议论,因而被人们视为‘异类’的魏连殳,不见容于社会,流俗,自己也轻蔑社会、世俗眼光对他的轻蔑。他的武器是沉默。这是一个岩石一样沉默着的孤独者,绝对不像当时浪漫主义小说流行的主人公那样神经脆弱而多愁善感。然而最可悲哀的,也许就是‘叫喊于生人中,而人生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吧。鲁迅比之为‘沙漠’,——‘沉重的沙……’。包围着魏连殳、吕纬甫,陷他们于可怕的孤独中,是蒙昧的‘多数’,历史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在开口之先,就已被‘沙窒死了”(赵园《五四时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魏连殳?在整个民族和无数个人趋于灭亡的危急关头,因为有了五四领袖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精神界战士,联合一群“喝了狼奶热流”的青年叛徒,带着受压迫阶级——“奴隶”想得到主人地位及其承认的欲望,求取自由解放并甘愿冒着生命危险英勇战斗时,“人国”的历史才显露出来。“在精神资源十分贫乏的中国,知识分子惯于倾听宫廷的钟鼓和鸣,而对风雨之声充耳不闻,尤其是陌生于内心的人的声音。茫漠之中,没有对生命的关注,没有精神饥渴,没有灵魂冒险,只有艰苦的忍受,我们怎样才能懂得为自己和人类忧伤?五四知识分子在与传统社会的决裂——现代痛苦的分娩中形成了自己,队伍那么弱小,然而他们以决死的意志反抗一切;那种震撼力,依然是他们的后辈为此感到鼓舞和惊悸!”(林贤治《知识分子与精神》
    科耶夫说:“历史始于欲望,而人得到承认的欲望随历史的展开得以实现(满足),欲望之满足则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黑格尔导读》)。
    与“五四”一代浴血奋战,创立“人国”的历史相对照,我及我的同类则生活在无历史,被普遍异化的困境中。迷雾笼罩的大海,未有指明的航海线,广度和深度无从探测,但航海却要开始……
    在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世人一向视科技为工具,或人类力量的延伸,笃信“技术就是力量”。科技的高速发展令人惊心动魄:原子弹爆炸,人造卫星上天,现代传媒普及,世界飞速地改变了它原有的模样。对此,哲学家海德格尔长叹道:“大地震撼,日月无光,人沦为大众群体中的一员麻木不仁,不断失去他的认识本能。”电脑语言的出现,控制论的进展,定会出现人类语言的逻辑化、数据化,导致人类思想萎缩。“人们无需原子弹了,人类已然连根拔起”(海德格尔《路标集》)。全球化的经济大潮,一方面给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带来了生活的改善和便利,但另一方面,各地互通有无的经济,使得整个世界变成了市场,一切以赚钱为目的,精神、境界、格调、品味当然都在直线下滑。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社会,其最大的特征是,它赖以发展的“工具理性”有自我推展至极致的内在动力。这种内在动力排斥一切阻挡、抑制其推展的思想、文化、道德、社会责任,使他们无法产生效用。马克思·韦伯说:“工具理性越发达,价值理性愈萎缩”,他征引德国诗人Friedichschiller的名句表达了自己由衷的叹息,“世界不再令人着迷”。由消费观念的变化而引发了一种普遍的、多重的变迁和去领土化:从地理上看,千百万人正在从农村流向城市,变成了“游民无产者”——移动的、变化的、无家的、无地位的、无名的流动劳动者;千百万人正在移民到西方国家(如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等),“在这两种迁移中,中国人最终放弃了‘东好西好不如家好’的意识形态”(王逢振谢少波《全球化与文化和空间在中国复制》),真正过上了无根漂泊的浪子生涯。
    与此相呼应的是人对自我力量的悲观和失望,主体性的丧失,人的不存在,不在场,空落、无助、深重的恐惧、焦虑、痛苦乃至绝望深入人的骨髓,如在冰山冰谷中穿行,胸中微弱的心火即将冻灭。“高大的冰山,上接冰天,天上冻云弥漫,片片如鱼鳞模样。山麓有冰树林,枝叶如松杉。一切冰冷,一切青白。上下四旁无不冰冷,青白。那冷气已使我指头焦灼,但是,我还熬着……”(鲁迅《死火》)。卡夫卡在小说《城堡》中,以“城堡”象征压抑人的社会现实,城堡近在咫尺,土地测量员K却总也无法到达。为了一个小小的愿望,他足足奋斗了一生,以至到死都未能如愿。现实的社会存在,特别是庞大的国家机器是人自己创造的,是为人的生存服务的,但是,作为主体和本质的人创造的客体反过来压抑人,反客为主,人被强大的现实存在所扭曲,显得渺小卑微。《变形记》通过对格里高尔的心理描述,展示了现代人深感人性异化的痛苦。在存在的重压下,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他虽是虫的外形,但有人的心灵。而虫的外形隔绝了他与人的沟通,最终在孤独绝望中悄然死去。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无情地质问:我是谁?人是什么?在美丑颠倒,是非混乱的世界,人受金钱的诱惑,内心如猛兽奔跑,人的脸面已被无形的力量拉长,变形,双眼充满燃烧的愤怒的火焰,说话语无伦次,走路疯疯癫癫,处在极端的煎熬之中,内心分裂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人,你咬我,我咬你,你吃我,我吃你……
    我和我的同类,都曾陷入过鲁迅极为憎恶的“无物之阵”中,最可怕的是它的“不明确、含糊不清”,像圈在无形的铁栅栏中,往往在不留意的瞬间,从背部遭到突袭。生存有时是魔鬼,有时是暴君,它往往在你春风得意时宣布“逮捕令”,又在你沮丧失意时将你与人群隔开,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流下屈辱的泪。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溃了”(索尔仁尼琴语录)。
     那么,这是谁之罪?我们怎么办?
    “五四”的号角已吹响,看,青年们的鲜血凝结而成的火红的旗帜在前边高高飘扬,“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遵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天下”(鲁迅《文化偏至论》),是其最根本的革命思想。让我们迎着暴风雨开始航海吧!狂风巨浪在做着最危险的游戏,船一会倾斜到右,一会儿倾斜到左,一会儿向前抬,一会儿向后仰,几乎倾斜到与水面成45°角。冲来的巨浪扑打到甲板上,把所有的东西击得粉碎。由于巨浪的猛烈撞击,使整条船从龙骨到桅杆摇晃不停,全部的备用品像冰雹哗啦啦地往下撒落,打在本来已经精疲力竭、流着鲜血的水手们的身上。请挺住,不管怎样都要往前冲,为水手们——最亲爱的人唱赞歌的诗人已准备作诗了……“一个人虽然在同不可战胜的占绝对优势的厄运的搏斗中毁灭了自己,但他的心灵却因此变得无比高尚。所有这些在一切时代都是最最伟大的悲剧,软弱的作家只是有时候去创作它们,而人为了创造,经由生活创作的悲剧却要多至几千倍”(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
    历史是天才和英雄创造的。只有创造才能真正战胜黑暗,只有创造才能幸福地生,快乐地死。
    只有当我们把创造的欲望,这架流动的机器用于不停的生产,“创造现实世界——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个体同自然界和社会的真正的、深刻的联系,也就创造出个体自身。只有让全体人民解除‘地域化’和‘准则化’,将人自由创造的欲望释放出来,而不至于转化成‘精神病’”(德勒兹《反俄狄浦斯》)时,“五四”的价值才能彰显出来,才能激活“五四”,续写历史。
    破冰的声音在涌动,愈来愈迅速有力,草叶的芳香在想象中变得愈来愈浓烈!
    我们抛开了过去的一切,
    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强大的未知世界!
    我们活力十足地抓住了这世界,这劳动和前进的世界!
    开拓者!啊,开拓者!
    我们分头出发,
    走过岩边,越过险道,攀登陡山,
    我们一边拓着陌生的新路,一边征服、占领、冒险、前进,
    开拓者!啊,开拓者!

              ——(摘自惠特曼《开拓者!啊,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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