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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谈  
再看电影《芙蓉镇》
  
                                       文/张永
  
    这些天的晚间,我都上网搜寻老电影,在线观看。《芙蓉镇》是其中一部。
    老电影自有其魅力,就像老照片自有其魅力一般。它的话语(甚至包括肢体语言、画面语言)是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话语,因此便给人历史感,便可借此重温一段历史。如果你专心一点地观看,在电脑屏幕前就可以实现“穿越”,回归到过去的时空,久远或切近,熟悉或陌生。如果你粗粗地浏览,带着把玩的心来随便瞧瞧,可换来一笑的轻松,借此暂时忘掉当下的劳累与烦恼。
    《芙蓉镇》是批判和反思极左、动乱年代的一部电影,故事的时间跨度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我认为,它批判的力度、反思的深度是这类题材电影中的翘楚,堪称经典。
    电影提出和揭示了几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一、中国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怎样才能接近和实现这个目的?
    影片中的老革命、粮站站长谷燕山,曾经是抱着机枪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战斗英雄,曾经高呼过“为了新中国前进”,而在这个他为之抛洒热血、不幸重伤、失去命根子而建立的国家里,却遭受打击,被迫停职反省,整日借酒浇愁。大醉之后,在深夜的雪天地里,他出现了幻觉,以为那些亮着灯光的窗口,正是敌人的碉堡在喷吐火焰。他的裆部受伤了,他一遍遍嘶叫:“完了!……——没完!”他的心在流血,他心有冤屈,心有不甘!
    革命的目的只能是让最广大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正如邓小平的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实现这个目的,只能是不断地解放和提高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此要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不能靠什么“阶级斗争”,靠一次次的疾风暴雨式的、触及肉体和灵魂的运动来获得所谓“伟大胜利”。
     二、和平时期的斗争和运动,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
     斗争和运动这样的“折腾”,在物质上是对生产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生活的极大冲击,往往只抓革命,不促生产,导致贫穷;正是在我们穷折腾、打死人、饿死人的时日,那些“垂死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得到调整与发展,跃升为“第一世界”的现代化或准现代化国家,亚洲周边国家急起直追,像日本、韩国这样的也是“底子薄”的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呈现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
而在文化精神领域的污染更是遗毒长远,让人扼腕:优秀的传统文化遭到唾弃,人们不再把真善美作为追求,一切罪恶都可以在革命的名义下横行无阻,造就了一大批专吃运动这碗饭的新主子和新奴才。像原国营饮食店经理李国香当上了´四清´运动工作组组长,继而升任县委常委、公社主任;像痴迷运动的懒汉王秋赦,其前身本是鲁迅笔下土谷祠(不同的是他住吊脚楼)里的阿Q,一心惦记着搞土改可以分浮财,却成为运动骨干,成为芙蓉镇的党支部书记,开会学习,吃香喝辣,但也只能做李国香的走狗。
    和平时期的斗争和运动,对社会的正常秩序、正常发展,无疑起了破坏、阻遏的反作用。
    三、革命的依靠对象问题。
    这是个大问题,极易引起争论。
    工作组组长李国香给原镇党支部书记黎满庚定的罪名之一,就是依靠右派分子、原地区歌舞团编导、人称“癫子”的秦书田书写革命标语,用错了人。而李国香大力培植的依靠对象(以后竟然成了她床上交合的对象)则是二流子王秋赦。好吃懒做、胸无点墨的王秋赦在历次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饭碗也得到了朝思暮想的女人,还做了官员,——他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时代所产生的匪夷所思的怪胎。
    愚民群氓不经点化和教育,是不能骤然成为革命的依靠对象的。他们可能盲从、听话,但也是一时的,他们给正义、道义所造成的损害可能无法预计也无法估量。
    一心靠关系往上爬的大小野心家,如李国香者流,他们的心底里其实只有一己私利,他们靠批判、糟践、打倒别人、做政治棍子和流氓而成为既得利益者,成为官僚权贵。秦书田平反后,在轮渡上偶遇李国香,便劝她过过老百姓的日子。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不会去甘心过老百姓的日子,她要“去省城结婚”了。这样的人显然也不应该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因为不能持久依靠,因为他们会成为在系统内部啃啮肌体的蛀虫。即使他们有能量、有本事,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地方可以呼风唤雨。当然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可能成为同路人、同盟军,分道扬镳却是必然的。
     寻找革命的依靠对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革命的内容和目的不同,革命的组织者、发动者不同,那依靠的对象也便有所不同。
     这部电影,之所以影响深远、堪称经典,自然不仅仅在于它涉及到重大社会问题,从艺术的角度讲是因为它塑造了几个丰满、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小说原著者古华、编剧兼导演谢晋表现出非凡的艺术功力。
    由刘晓庆饰演的“芙蓉仙子”、豆腐西施胡玉音,人漂亮,善经营,心地善良。她被打成“新富农”后被迫交出自己辛辛苦苦盖成的新房,被安排与右派分子秦书田一同扫街。起初她对秦书田是排斥的,认为他是五类分子、坏人,并非同类。当她逐步认清两人其实同病相怜后,才渐渐不拒绝接触和帮助,最终恋爱结婚。这种感情变化,写得细腻、真实。
    由姜文饰演的男主角秦书田,一名沦落的文艺工作者,却心胸豁达、乐于助人。当他因与胡玉音恋爱而被判处十年徒刑时,他嘱咐已有身孕的胡玉音:“活着,像牲口一样地活着”。终于熬到平反,平反后他对恢复工作、任文化馆馆长不感兴趣,宁愿与妻儿在芙蓉镇上继续卖米豆腐。作为一个心灵敏锐、情感丰富的文艺工作者,其实秦书田所受的精神戕害,较之胡玉音、谷燕山、黎满庚等更深、伤口更大,却难得地保持了心境平和。对于疯癫了的沿街讨饭的王秋赦,他无偿供给米豆腐吃;对于曾经判他刑的李国香,也没有恶语相向,而是温言相劝。
    还有耿直的谷燕山、懦弱的黎满庚,二流子王秋赦,女野心家李国香,无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在看这部老电影的同时,我还浏览了一篇博文,碰巧吧,题目是《文革遗风又重来》,这是一篇忧世之文。
     据我所知,关于“文革”的历史,到今天我们研究的还是不够。高皋、严家其于1986年出版过一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书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这本《“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离史学家要求的‘史’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但限于搜集资料的困难,也限于‘文化大革命’只是‘刚刚成为历史’的‘历史’,因此,只能写成这个样子。”
    
    这段话说得实事求是:资料不易搜求,因而难以更广、更深地开展研究;时间距离上犹嫌短暂,迷雾尚难廓清。
    那么在27年后呢,这样的两个困难还存在吗?应该说依然存在,而且人为干扰的因素更为复杂,研究条件和环境难说适宜。
    中国老百姓总是很听话的:上面说好,下面鼓掌;上面说坏,下面不敢说好。上面说这样,下面不敢说那样。多少年这么过来了,还有多少年可以改变一下下呢?
    我服膺这样的一些说法:
    ——一个没有反对声音的社会是不健康、不正常的社会。
    ——一个有着太多秘密的国家不会有真正的国民并赢得他们由衷的热爱。
    ——一个假话、谎话满天飞,却没人以此为耻只担忧是否奏效的人群,不可能建设一种诚信、互信、自信,和谐安宁的社会环境或制度。
    ——一个不敢于、不擅于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族群,就会原地踏步甚至出现倒退。
    写到这里,我又上网搜了《芙蓉镇》这几个字,发现还有电视剧版,是由台湾赖水清导演、赵雅芝主演的,拍摄或是开播的时间是1989年。
在2013年的秋天,我且来瞧瞧。

                                      201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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