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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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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谈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梁启超?
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功利化的时代,可能不功利的人要骂我,实际功利但又自认为不功利或装作不功利的人也要骂我,实际并不功利的人也要骂我。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的功利,连读书都渗透了。一个连读书都要讲求功利的时代,还能有什么是不功利的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是一个读书的时代,可能读书的人要骂我。的确,我们不能说我们今天不是一个读书的时代。今天的社会,书籍量每月成数以十倍的增长。我每天在地铁上,遇到的青年人群,除了听音乐看电影玩游戏打发时间的,更多的还是在读书,读书当然不一定要读纸质书,大多是用Ipaid。至少是有很多人读书嘛。但是,读书不一定有价值,读的有用的书不等于就有价值。因为,对于这个“用”须作辩证观。今天的人读书很杂很乱,女的读言情小说的当然越来越少了,女人也变得现实了,不再津津于言情戏说了,大概也不会有太多人相信什么真挚的爱情了,当然更不会痴迷于琼瑶编的爱情故事,今天的女性大多读职业应用书籍,如何与公司老板处理好关系,如何减肥,如何让自己变得有气质,如何考注会,如何考英语,如何带孩子,如何驯养老公,如何从事营销工作,等等等等。或许,这也是女权意识崛起的一个佐证吧。当然,好一些的,便是痴迷于文学诗歌,这算是不错了。但毕竟比较粗浅。读这些书,自然没有错的,关键是这些书到底是否有那么些价值,恐怕是要打些问号的。女人提高修养,自然要读有修养的书。如读些职业类书籍,岂不变成了职业技术人员了?男人们读的书当然相比似乎要深刻而且广博得多,历史、哲学、传奇、考古、盗墓、武侠、探险,等等,现实的历史的,严肃的通俗的,中国的外国的,几乎无所不包。这是好事。但总的来说,大部分以猎奇和知识理性为主,仍然缺乏修养,更别谈开启民智了。中国人大都绝顶聪明,但是缺乏智慧。这便是读好书不多造成的。过去中国人读书以提高修养,今日中国人读书则以消遣和补充知识技能。读书从务虚走向了务实,表面看似乎进步了,但实际上退步了。因为所有书中务实的东西都不如实际经验来得重要。所以,与其去读那些指导实践的书籍,不如少读书,多切身实践。故此,读书首要目的不在于书中找到实践方法与手段,而在于提高修养。

今日之中国人读书大多抱着十分功利的心态,必须要马上能见到效果的才读。读书不是吃药,即若吃药,也不见得能立竿见影。读书是慢工夫,苦工夫,且几年十几年恐怕也不见得见效的(若读书不得法)。诸君若要抱着此种心态读书,我奉劝诸君,还是不要读的好。

当然,这功利世界中,自然也有不那么功利之人。我这篇文章便是要写给这部分人的,要想于书中马上就能见到效果的,我劝大家也勿要花费时间在此篇文章上。

读者诸君若愿听我唠叨,我愿意说说我近年的读书心得。

我对梁启超的兴趣和重视,并非是缘于一己偏见,乃是受一位学术良师兼好友顾则徐先生的启发。起初,我对梁启超并未有太多兴趣,甚至也没有意识到他的价值。后来,在顾则徐先生的推介及耐心解说下,我不但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甚至发现自己以前的学问路子几乎完全错误,后来我发现,不独我,今天中国大多数学者的路子也谬误甚多。此种错误,往往与生俱来,来得固执,来得偏执。中国人一向把偏执和固执当作深刻,于是乎,出现了很多所谓的思想者乃至思想家,往往有许多伟大的灵感片段,却缺乏理性的审视。于是乎,我开始了读梁启超。床头读,厕所读,上下班路上读,往返飞机上读,出差的宾馆里读。许多细心的人会发现,读梁启超,竟然成为了我的固执与偏见。

我这里不是要说梁启超的学问与著述,而是要还原一个新的梁启超。我这些所谓的梁启超故事,不是从梁启超传里看的,现在的历史人物传记,我基本不看。

大家都知道,梁启超是引领20世纪中国改良与维新思想的风云人物、政治家。但是,我们对梁启超的认识也仅乎于此,以为梁启超也不过就是康有为这样的政客,最多不过就是有些才华而已,说得稍微高尚一点,也无非就是所谓的维新派与保皇派的中坚份子。这当然是一种莫大的误读。梁启超是康有为弟子不假,他参与维新革命也不假,是政治活动家不假,但说梁启超与康有为一样,是保皇党与改良派则大谬。20年代以后,梁启超就与康有为几乎分道扬镳,梁启超的政治思想是极度激进的,他与孙中山一样是革命派,与保皇派完全是两回事。梁启超的基本政治路径是宪政与变法,但变法之前提是必须要有武装革命和流血牺牲,所以他推崇为变法死难的谭嗣同,也深受谭嗣同影响。梁启超不推崇暴力革命,但他深知任何变法必有流血牺牲,必有“血与汗”,这与今天的很多自由主义者完全不相类。今天的很多自由主义者片面地认为,所谓的改革与变法,便是走和平路线,不需要任何代价。这是一种极其单纯而且荒唐的想法。当然,梁启超的思想远比谭嗣同要系统得多。谭嗣同的思想是“仁政与仁学”,梁启超的思想是新民权与民本主义。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与孙中山站到了一起。但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根本区别是,孙中山的目的是以武装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然后以汉人统治取代满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以孙中山推翻了满清,却又推上了一个袁世凯。袁世凯本身是个有些政治理想的人物,却一心想当个狗屁皇帝,结果皇帝没当多少年,却换来了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混乱,共和之路遥遥无期。而梁启超则主张,中国要从根本上取代封建制度,建立宪政体系和国会。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在当时并不能获得大多数的认可,因为那时的中国是一个激情、理想、信念大于理性的年代。“五四运动”一声炮响,把该打破的打破了,却又将中国文化领向了衰败和断裂,再加上后来的“文革”一役,使得中国本有的文化体系基本走向了覆亡。就这样,梁启超与孙中山从政治盟友走向了政治敌手。这是历史的大悲剧。遗憾的是,孙中山成为了历史伟人,而梁启超则成了政治边缘人。当然,孙中山无疑是伟大的,但梁启超也是伟大的。相比于孙中山,梁启超的政治路径更为超前,更为理性得多。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基本是民族革命,梁启超要走的路是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的革命。这种革命乃是一种彻底的革命。但中国并没有按照梁启超的路径抉择。于是,中国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曲折历程。

虽然梁启超是政治边缘人物,但当时他的政治崇拜者应该说是最多的。那时的各路政治家、军阀、北洋政府首脑,可以说都是梁启超的粉丝,风云人物蔡锷是梁的学生,章太炎与梁启超既是盟友也是对手,袁世凯、冯国璋、黎元洪不但视梁启超为上宾,而且他们的很多总统电文皆出自梁启超之手。风流文学家徐志摩对梁启超崇拜得五体投地,是梁的铁杆粉丝,国学大师陈寅恪不但崇拜梁启超,而且梁启超因为赏识陈寅恪的才华,将这个既没有文凭、也没有学历、甚至没有一本著作的学术天才引荐到了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的麾下,成为引领中国20世纪学术之路的“清华四大导师”之一。当年梁启超向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曹云祥问梁启超,陈寅恪是博士、硕士吗?梁启超说,没有。曹问他有什么著作吗?梁启超说没有。曹说,那为何推荐他?梁启超说,我有那么多著作和头衔,但我的学问不及陈寅恪的短短数百字。难道这还不够格吗?最终,清华聘请了陈寅恪。陈寅恪若不能遇到梁启超,也许中国将少一个国学大师了。

不夸张地说,20世纪风靡中国的政治、军事和学术文化人物,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梁启超的熏陶,毛泽东就曾经是梁启超的痴迷者,至于文人学者如鲁迅、胡适、梁漱溟、钱穆、顾颉刚等,都曾受梁的影响,且都想超过梁启超,但都没有超过梁启超。

有人或许会说,梁启超不过就是一个思想家,写过不少战斗檄文,但若论学术贡献,恐怕还谈不上,而且,梁启超是一个杂家,虽然研究的领域广泛,但都不深入,几乎很少有像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钱穆、陈寅恪那样的学术专著。所以,若说学术与学问,梁启超最多不过和20世纪的那些学问家打成平手而已,甚至还要低很多。在这里,我对梁启超的学问与学术贡献并不想费过多辞章。但我可以说,梁启超是真正开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第一人,梁启超对旧学和新学、国学和西学的导师式的启蒙,是许多同时代人所不能及的。王国维主要是以西学来研究中国学术,章太炎是以过去的经学等国学来研究中国学术,胡适则纯粹是以美国杜威的所谓实证主义来研究中西学术,顾颉刚是疑古派领军人物,但其疑古太过又走向了反面。胡适在20世纪中国学界的名声不可谓不小,但在同样研究墨子问题上,胡适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是近代以来第一个研究墨子问题的,梁启超的墨子研究一当出世,就立即引发了墨子热,毛泽东以及其他共产党高级领导对墨子的浓厚兴趣,也是导源于梁启超,但是梁启超的墨子研究出世之后,就受到了胡适的批判,梁启超与胡适之间有几封关于墨子研究的通信,从这几封简短的通信可看出二人相较的高下,随后,胡适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也系统地谈到了墨子问题。胡适的墨子研究,一方面受到了梁启超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梁启超的批评,相比于梁启超,胡适的墨子研究已经算是比较末流的了。他的很多立论和论证都缺乏对当时历史的观照,有许多是想当然,梁启超在文章里说,胡适是最推崇美国杜威的实证主义学风的,但在墨子思想研究上,胡适却犯了凭空想象的想当然的错误。这在梁启超看来,是断不能宽恕的。其实以梁这样的涵养,他是断不愿多加批评的,故此,他在文章里的批评之词算是很客气很委婉的了,大多是点到为止,或有点言不由衷。梁启超批评人很注意语气,往往是在批评的同时先给予对方一个总体的肯定,然后在这个总体肯定的基础上再进行细节的批评,让读者感到,梁启超对这个东西是总体肯定的,至于批评,只是细节问题而已。但是这种批评不能望文生义,梁启超实际内心所想绝非如此简单。这个需要读者去悉心体会。若不能了解梁启超宽厚的为人,则不能作正确解。

对于梁启超的学问,胡适以及后来的顾颉刚、钱穆等人,其实一方面很崇拜,另一方面也很不服气,于是乎,钱穆也写了一部与梁启超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钱穆以及后来人的这些著作,都没能超过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高度。梁启超不是一个专门的学术家,甚至也不以写学术专著为目的,他只是想提供给学术家一种启蒙方法。梁启超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不是为了要研究出什么东西,而是抱着拯救当时华夏民族的衰败而做学术。学术为手段,拯救华夏民族则为其使命。如果要说梁启超学问的广度,几乎超越了任何人,包括历史上前后五百年的任何一位学者都没有超过他,若要细数梁启超学术研究上的第一,可以说有很多:第一个研究佛学,第一个整理西域求佛学的高僧,第一个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史,第一个提出“华夏”的概念,第一个提出“天下主义”、“国家主义”思想,第一个研究中国上古民族史,第一个系统研究宪政民主思想,第一个系统阐释新民权与民本思想,第一个提出中国要改革财政币制,第一个提出中国要建立新的兵役制,第一个提出建立社会组织,第一个提出中国要走民主共和道路,第一个系统建构中国新史学,第一个系统总结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个系统架构中学国史教材,第一个系统阐发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这些第一我不再一一例举。若再要例举,恐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而且“第一”太多,反倒没人信了。

也许,以上这些,有人会说,这都是学术方面的东西,跟社会现实没有多大关联。但是,我们要知道,梁启超既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梁启超关于现代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文化的思考与构想,即便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也有许多超前之处。梁启超当年的财政经济思想,对于今天处于改革深水区的中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可惜,今天的中国人早已意识不到梁启超的财政经济思想的重要价值了。因为,今天的中国经济改革家们,大多数都喜欢照搬西方所谓主流经济学思想。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意识不到梁启超的价值,原因就在于,梁启超太超前,今天的中国人的意识太落后了。

这篇文章,我当然无意于要从学术上推介梁启超。我只是想说,作为一个思想家,梁启超的思想是超越历史时空的,是和孔子、孟子一样伟大的人物。中国自古是一个文官社会,是一个文人社会,中国的文人情结要远远大于理性情结,中国是一个没有贵族精神、没有阶级意识的社会,是一个徒有文人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的社会,一直到今天,这些都没有改变过,甚至越来越走向极端。中国人喜欢把片言只语、偶然的灵感当作千古至理名言,但却缺乏最基本、最起码的逻辑思维。中国不缺乏像屈原、王羲之、陶渊明、李白、苏轼、鲁迅这样的千古文豪,甚至也不缺乏像管仲、王安石、张居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改革家,但缺乏像梁启超这样的伟大的具有超级理性精神的思想家和启蒙家。中国文化为什么一再被破坏,为什么一再走向衰败、断裂,乃至反反复复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因为自始至终缺乏一种理性精神。

梁启超这样不世出的天才,五百年实在找不到一个。梁启超一生的寿命只有57岁,死于一次错误的西医手术,原因是梁启超当时极力推崇西医,但他的家属极不同意做手术,梁启超为了向当时的中国人说明西医的好处,不惜以牺牲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当时在协和医院手术时,由于医生的错误手术,错将他的好的肾割掉了,把坏的肾给留下来了,这个致命的错误让中国丧失掉了一个伟大的学术天才!但是梁启超手术后却表现得非常平和,他甚至还写信安慰自己的家人,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他感觉状态非常好。但没想到的是,梁启超没能躲过这一劫难。医生警告他手术后不能再从事任何工作,但梁启超仍然在不停地写文章做讲演,直到生命的终结!如此短暂的寿命,但他却为全世界留下了两千万字的伟大著作,这其中还不包括他代那些总统、政要代拟的电文关键是,梁启超还是一个超级麻将和扑克迷,他经常通宵达旦地打麻将玩扑克,玩得起劲的时候,经常是他自己口述,秘书记录整理。这样的天才当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得益于他良好的旧学功底。梁启超20来岁就考取了举人,读完了中国几乎所有有价值的古代典籍,这些古书,我们现在人一看就头疼,可是对于他来说,就像读着玩儿一样。梁启超做学问最善于评说古今。他的每一篇文章都不是很长,但是在一篇文章里,他能从上古说到民国。这种磅礴的气势和跨越古今时空的学术视野与气度,非任何人所可比也。

在当时民国的学界与文化界里,很多人都以接近梁启超或被梁启超提说到为荣,梁启超如果能在口头上表扬一个人,那就说明他对这个人很推崇了,他如果看不上某一个人的学问,不要说批评,他连提说都不会提说。尽管梁启超很孤傲,但他绝不是一个刻薄和寡情的人,而是一个有大爱、温和的人,看不起是一回事,但对人又是另一回事。比如他与章太炎之间的“拳头事件”,这件事至今被很多传记作家误读。梁启超与章太炎本身是学术至交,章太炎本身也是梁启超十分钦佩、推崇的国学大师,梁不但有专文推荐,而且在他主持上海《时务报》的工作期间,他还专门聘请章太炎来《时务报》共事,但主持《时务报》的是康有为的一帮弟子,也就是梁启超师兄弟几个人,而章太炎这个人是个极为孤傲的人,他根本看不起康有为的学问与人品,尤其是很讨厌康有为的那帮徒子徒孙,整天把康圣人挂在嘴上,这激怒了章太炎,章本身是个脾气很暴躁的人,一次,他对这些人骂骂咧咧的,结果惹怒了梁启超的几个师兄弟,一拳打过去,把章太炎打了一巴掌,章太炎还了一拳,把对方打出鼻血,对方正要出第二拳时,被梁启超给挡住了。若不是梁启超出手,章太炎会挨两个巴掌。但这个事件竟然被演绎为是梁启超和章太炎之间的拳头,其实是大大冤枉梁启超了,梁启超不是肇事者,而恰恰是劝架的人。但章太炎一定是会把这个账算到梁启超头上的,因为梁启超是康有为大弟子,最得意门生,其他人章太炎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但对于这件事,梁启超一直不解释。可见其涵养。但不解释不等于就是默认。但正因如此,这件事后来一直被误读。

凡一流之学问,必赖于一流之人格。梁启超不但是超一流的学问家,而且具有超一流的人格。梁启超的人格,恰恰体现在他的那些非学术性的文章中。这个如何解释?恐怕我很难解释清楚,或者说,任何解释都是无用的,这个需要读者自己去悉心体会。梁启超本是一个极其严谨的学者,但他更是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爱国主义情怀和华夏情结的人,如果要说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天下主义的宗师,恐怕就要数梁启超了。但是今天的那些自由主义者,几乎很少有人读懂了梁启超,以为梁启超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是一个左得不能再左的人。这又是一种误读。梁启超所谓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非今日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梁启超是一个真正具有大同思想的人,他的大同思想表现在真正的“国家主义”和“天下主义”,也就是世界大同,权利平等。所以,他为了鼓吹他的“大同”思想、“天下主义”和“国家主义”,他甚至在不少文章中不惜含混中国上古民族历史,认为华夏民族就是一体、一家的,而且以“我”的意识来区分是否华夏之区域。这是一种自我的身份认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梁启超当时就是要胡说八道,或故意用胡说八道这种东西来鼓吹他的思想。这与学术无关。那么很多人不解,梁启超如此严谨的学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梁启超如此行事,完全是出于当时中国面临的四分五裂的局面的一种苦心孤诣。当时的中国,满清王朝刚刚被推翻,内蒙及东三省被日本觊觎,新疆被俄国觊觎,西藏被英美觊觎,西南闹军阀割据,东南被德日割据,当时之中国,正处于四分五裂之局面,再加回民、苗民叛乱,没有一种统一的华夏意识。所以,他需要的是用一种统一的华夏意识来涵盖中国之概念。为达此目的,他甚至不惜含混上古史。

梁启超不是一个内心冷漠、性格孤僻的呆板学者,也绝非前清遗老,当然,更不是政治投机份子。梁启超的每一次思想转变,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绝非可以作骑墙观。曾经聆听过梁启超清华演讲的文学家梁实秋曾经描绘过梁启超演讲时的情形:手舞足蹈,情感浓烈,大声呼号,讲到极痛处甚至会流泪。若非发乎情性,断不会如此。今天的大多数学者,若非津津于申报课题、拉项目与评职称,即热衷于标新立异,或口是心非,表面自由主义,实际专制情结,表面爱国,实际只顾自己,表面道德高标,实际自私狭隘,表面口若悬河,滔滔万言,实际腹中空空,信口雌黄,却惹得万人追捧,其实连扎实的基本功都没有。比如今天嘴上高喊传统文化的人,其实连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连最基本的小学、训诂学、音韵学等传统国学功底都不过关,甚至都认识不了几个古字,读不通几部先秦文献,这样的人在今日之中国比比皆是。所以,今日善于喊口号的人,往往被当成了大师。

呜呼哀哉!我学术与文化之昌明,在于复归梁任公之精神。

 

                            2013年端午时节于京东运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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