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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遥的家乡
  当我终于踏上前往陕北的旅程时,我是多么激动,在此之前,曾经有两次去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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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故乡的人,都会有乡愁。无论深浅,但都会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哪怕天涯,哪怕海...
散文随笔  
在路遥的家乡
        
  当我终于踏上前往陕北的旅程时,我是多么激动,在此之前,曾经有两次去陕北的机会,但阴差阳错的丢失了。这一次,竟然是被邀请去,而且是去路遥的家乡——延川。
  延川,我的确不熟悉,但路遥我是熟悉的,甚至是迷恋和喜爱的,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听已经参加工作的哥哥文涛说,他听过路遥、贾平凹、和谷、王蓬等人的讲座,还会说《人到中年》的作者是谌容,而不是头一天说的湛容。那个时候,就知道路遥了。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住着两个陕bei姑娘,他们总给我说起黄河、醉枣和路遥,也常常吃到她们从家乡带来的醉枣。那是一种饱满的、酸酸的、甜甜的枣儿。还会说到刘巧珍和高加林,说到电影《人生》的某个镜头是从哪个地方拍摄的,有时会为画面中的冰柱和街巷属于哪个县而争得红脖子涨脸。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对路遥产生了极强的好奇心和仰慕感的。
  大浪淘沙,岁月流年,当我也开始写作,开始研究小说该如何写得更吸引人的时候,路遥——这个不得不面对的巨人再一次出现的时候,我是多么后悔,后悔为什么不早点阅读《人生》,早点研究《平凡的世界》。我喜欢大气磅礴的《平凡的世界》,更喜欢孙少安孙少平和他们的家人朋友,我为少安少平能以少年之心,少年之躯与命运抗争,与苦难抗争的精神深深打动,为小说中描述的贫瘠土地而震撼。不屈的人们,顽强的生命,浓郁的民风,吸引着无数文学爱好者,也吸引着我。对小说中描写的一个个山峁,一道道沟梁,包括通往山西的那座黄河大桥都情有独钟,所以,当我在2006年6月10日,沿着延安通往延川的道路前行,并且从路遥家的窑洞前经过的时候,心情难以平静。要知道,他的老母亲至今还居住在他家的老窑洞里。
  延川的日子,令人难忘,难忘火红的太阳,难忘一整天没有水喝的煎熬,难忘知名作家的轶闻趣事,难忘延川的沟沟峁峁。最难忘的,是延川的文化和延川的人民。
  几年前,就知道陕北有本《山花》杂志,听说是当年路遥、曹谷溪、闻频等人办的,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到了延川,在明亮宽大的展厅里,展示着一头远古时代的动物骨架,墙上挂着鲜艳夺目的剪纸画和布堆画,延川已经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画乡,全县十多万人口,有一万多人拿起剪刀会剪纸,掂起锄头能种地,放开嗓子会唱歌。在巨大的玻璃橱窗里摆放着一本本发黄的,卷页的,粗糙的,黑白的,一直到规范的,彩色的,装帧精美的《山花》,从一张简报式的油印纸到漂亮的杂志《山花》,一溜儿排开,阵容很庞大,气势很恢宏,原来,书本也像军队一样,可以列队出征的啊。是的,从《山花》起步,培养出了一大批作家,路遥、史铁生、曹谷溪、闻频、陶正等。在这次笔会上,我见到了北京知青陶正。他五十出头,保养非常好,很白净,一口标准的京腔。我告诉他说,非常想见到史铁生老师,希望在延川见到他,不知他现在身体可好。他说,大家都希望见到他,史老师的身体还行。
  我问:《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有原型吗?
  他抬起胳膊往外一指,说:我们村的名字就叫清平沟,基本上是真的。
  我睁大眼睛望着他,他似乎有点奇怪。我更奇怪,补充了一句:你在那个村待过几年?
  他说:四年。
  我说:一共四年时间,然后你就回北京啦?
  他说:是的。
  我一直张着嘴巴,惊讶的再问一声:你在延川只待了四年,就说“我们村”。
  他说:是啊,我们村!不对吗?
  他睁大眼睛不解的望着我。
  那一刻,我真的想哭,为那个眼神,那个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为一个叫陶正的北京知青,三十多年后再回陕北,依然把插过队的村叫成“我们村”。为那个叫史铁生的青年,欢蹦乱跳的走进清平沟,两年后,被人抬出清平沟,在以后的生命历程中再也站不起来的史铁生——我爱戴已久的作家,黯然伤神。人生多磨砺,坚强的人,富有瑰丽人生的人竟在我们每个人身边。
  黄河漂流结束后,我们在一排窑洞前相聚,太阳挂在西天,金色的阳光照耀在乾坤湾上,将乾坤湾渲染得更加伟岸逶迤,更加气吞万里如虎,更加金色灿烂,黄河蛇曲地质公园就建在这里。很多作家、摄影家在乾坤亭拍照留念,从这里看乾坤湾是俯瞰,其实整个陕北的山都是黄土山峁,人能站立的地方大多在山头,所以在陕北看山,是从山顶俯瞰,而在其他任何地方看山,都是从山下仰望山顶。这就是陕北山峦与别处的不同之处。
  傍晚还没来临,就看见从四周的山峦上,沟壑里,突突奔腾而来的拖拉机、摩托车,大约半小时以后,院子里就集聚了很多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长衣服的,着短褂子的,穿裙子的,穿大裤衩的,什么样的都有。我以为他们是来看热闹的,平时怎么能一下子看见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知名作家呀,知名人士走到哪里都会成为一道风景。可是他们并没往我们这儿走来,干脆连望都不多望一眼。他们在忙自己的事,他们脱了自己的上衣,穿起了色彩鲜艳,红红绿绿的衫子,撑起了花伞,扎起了白羊肚手巾,打开了扇子,还没等篝火燃起来,他们就跳起来,唱起来,舞起来,随着一个打伞的人蹦跳旋转。打伞的人叫伞头,伞头跳到哪里,长龙似的队伍就跳到哪里,一圈一圈,一遍一遍,卷心菜一样围着篝火跳动。伞头唱哪首歌,后面的队伍就合哪首歌。原以为来看热闹的山民成了主角,而主角的作家们此时此刻却成了标准的看客。继而,大家走下主席台,成为长龙的尾巴,跳进了欢乐的海洋。大家唱呀,跳呀,没有了男女之分,没有了农民与作家之分,震天的锣鼓敲起来,欢快的秧歌扭起来,高亢的歌儿唱起来,作家与农民的歌声笑声融合在一起。在队伍中跳跃的我,忽然想起史铁生,想起路遥。史铁生再也跳不起来了,路遥不可能在人间跳跃了,那就让我代替他们唱一曲吧,把他们扭到一半的秧歌续接上,把他们没有走完的路走下去。那一刻,我是多么悲壮,多么伟岸,多么豪迈与气度不凡。因为,我发现自己有点像男人,像那个歌之舞之蹈之的伞头,那个统领整个篝火晚会的长者。如果,如果史铁生在晚会上,如果路遥在晚会上,我是多么幸福,多么满足,多么荣光。与他们同歌舞,与他们共进餐,该是怎样的景象哩。
  从始至终,作家与农民欢天喜地。星星繁密了,月亮清淡了,夜深了,山民回家了,我们住进了窑洞。四个女作家同睡一个炕头,窑洞里没有水池,没有卫生间,没有茶几板凳,甚至没有一只茶杯。只有一个灶台,一个大炕,炕,既干又硬。洗脸洗脚都要在院里进行,在一个水缸边,把一瓢水舀进脸盆,发现盆底有只细小的软体红虫,随着水波扭动,我吓得赶快倒掉盆里的水,再舀一瓢,尘土漂浮在水瓢里。我握着水瓢,不知将水倒在地上,还是倒进水缸。窑洞的主人是位五十多岁的妇女,正指挥她年轻的儿子从井里抽水,我四处望望,没发现水井,我说,咋没看见水井?女人指着一个小平房说,井在那儿。
  依然举着水瓢,依然不知所措,水井在房子里,被低矮得不能住人的房子保护着。房子边有一卷淡蓝色的塑料水管,还有一个水泵,妇女和她儿子一人握住塑料水管,一人发动水泵,水从房中的井里抽到水管,经过水泵抽进水缸。我呆呆的望着,手里举着水瓢,一直举着。这就是陕北的水,养育了路遥、史铁生、刘巧珍、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的生命之水。这种方式抽出的水,比作乳汁难道不恰当吗?这样珍贵的洗脸水大概只有陕北才有,这种住宿条件,只有在作家之乡,才显得浪漫而富有诗意,陕北给了作家如此深刻的体验,是与会作家的财富。
  次日,徐贵祥、汪国真一行上了会峰寨,石祥一行在和几个农民演唱陕北民歌,县长的司机按捺不住喜悦,坐在车里,对着送话器放声歌唱,他一唱,石祥老先生激动不已,合着他的音调打着节拍,嘴里也哼唱着。有人让司机从车里出来,站在旷野歌唱。他大大方方的站在山峁上,唱《小寡妇哭坟》,他边笑边唱,石祥老先生说,唱这种歌不能笑,得哭。边说边作示范,并且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拍打着地面,作出哭坟状。国宝级的摄影家陈宝生,边指导司机怎样扎好白羊肚手巾,边按动快门。
  作完示范,唱完歌的石祥老先生说:原来《白毛女》中“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曲调原型就是这首歌呀。
  有人说《东方红》的曲调也取自陕北民歌哩。是啊,陕北不但因为红色根据地而名垂青史,也因为陕北文化中外扬名。路遥故乡——值得牢记的地方。
                                                                                 2006.7.5
  
最新评论:
悦丹 于 发表以下评论:
路遥,一个很远的文学标杆了!